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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该阶段带有鲜明的试验探索色彩，并在基本程序框架方面形成了一些固定做法，如行政机关决定协商前的召集、公告协商决定、各方共同制定协商日程表以及由中立、专业人员担任召集人（convenor）或协商协调人（mediator）等。

为此，我作出如下回应，以使宪政深入人心。……出版法-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书，其任务在保障民间的出版事业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间的出版事业成为自由的事业，成为人民的自由的机关之一，成为文明的母胎。

四、为什么有人如此害怕宪政的到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有人称之为"中国奇迹"。为什么百年来中国宪政举步维艰？载泽先生早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官僚既得利益者是推行宪政的最大障碍。政府接受新闻媒体和其他政党的监督也很必要。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从世界主要国家情况的比较来看，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比例是最低的，这进一步固化业已扩大的贫富差距。

最早提出三权分立学说的是英国哲学家洛克，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即司法权）和外交权。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三） 宪法权威的来源宪法的权威性来自于基本的社会共识，具有正当性基础。

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不稳定因素与社会缺乏共识、缺乏诚信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不加分析而人为赋予制度以完全的公定力，则有可能使个人权利受到侵害。2.以宪法权威补足制度权威基于制度权威的这一不足，通过确立宪法制度的至上权威，能够消除其制度隐患。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其行使权力的根本准则。

然而，魅力型统治的缺陷在于，倘若他长久未能取得成就，尤其是倘若他的领导没有带给被统治者以幸福安康，那么他的魅力型权威的机会就消失。来源：《法学》2013年第5期 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依宪治国 宪法至上 宪法实施 宪法权威 。

宪法思维是执政者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它以合宪性当作思考问题的前提，合理地处理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宪法本质上是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妥协的产物，反映了利益主体的共同意志。同时，徒宪不足以自行，有宪法而缺少能够有效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是影响宪法权威的重要原因。在价值选择上，宪法的核心命题是自由和技术的完美结合，通过限制公权力，保障基本人权。

（2）本宪法是人民意志的庄严体现，是共和国的最高法。我国现行宪法尽管也存在着一些瑕疵甚至不足，但并不妨碍这部宪法作为根本法发挥最高法的效力。3.执政党依宪执政的基本要求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在我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宪法序言确定的党的宪法地位。

在此意义上，宪法和法律制度就是确认和维续这种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基本制度装置。立法制度的完善并不意味着宪法实施制度的完善，以立法方式实施宪法只是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不能人为地夸大其功能，以价值引导社会生活只是宪法调整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

为了有效地调整社会变革的内容与过程，需要建立客观上共同遵循的规则，以减少因社会变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动与负面影响。作为国家根本法和最高法，宪法应当成为法律权威中的权威，具有至上的地位。

执政党落实依宪执政的要求必须严格按照宪法设定的权力范围、确立的原则行使权力，切实提高运用宪法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推进党的决策活动与决策程序的法治化，切实落实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现行宪法对国家根本法的确认是对宪法权威的规范表述，具有最高法的效力。有学者曾指出：宪法的效力既是最高的，又是直接的。在法治国家中，基于权威的正当性，抵制权力是合法的，抵制权威则是不合法的[3]。在实践中，应当坚持一国的宪法主权，坚持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宪制基础的原则，发挥宪法治理在国家核心利益维护中的作用。所谓现行宪法是恶法、要重新制定宪法等主张不符合我国宪法发展的实际需要，也不符合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要求。

从一般意义上说，政治权威的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受经济关系决定和影响的社会关系之中。如果社会缺乏对宪法的认知，那说明社会自身还缺乏基本的价值判断，社会生活仍处于不够稳定的状态。

法治首先是宪法之治，法治思维首先是宪法思维，宪法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地位。小康社会是公平有序自由和谐的社会，需要以法治推动、以法治保障，根本的是以宪法推动、以宪法保障。

在法治目标下实现个人权威，只能通过合宪的途径获得。关键是要以宪法为基础，积极落实宪法的规定，发挥宪法的潜能，推动从依法治国到依宪治国的转型，使宪法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1]有学者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一对概念出发，说明权威如何获得正当性、权力如何转化为权威的问题。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不能把宪法简单理解为一种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或手段。比如我们在国家机构方面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制度，但在权利保障上制度的有效性显然不足。1.社会共识的形成当前我国正处于制度的转型期，利益关系复杂，社会矛盾与冲突凸显，从公共权力活动到普通民众生活，都存在诸多宪法问题，急需 确立社会共识，寻求共同体的核心价值。

宪法是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其产生是广泛民主的结果，其内容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宪法高于权力并控制权力，这是宪法具有根本权威的必然逻辑。

建立具有高度权威和效力的制度规则体系，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持续繁荣的重要方式，也是能够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对话的价值基础。在实践中，党的一些地方或部门的党组织确实存在违法、违宪的情况，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已经出现了党的权威同宪法权威相背离的情况，这严重损害了党执政的合法性，也损害了宪法的权威。

但是，宪法和法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效力。4.法治思维的实现中共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指出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法治思维的理念，要求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科学发展、解决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现行宪法颁布30年实施状况研究（批准号：11YJA820021）的成果之一。因此，制度权威是系统和多层次的，而宪法权威在其中发挥着统领功能和评价功能。在国家统治过程中，基于统治效率的要求，领导人自然具有一定的权威，这在客观上是允许存在的。

只有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坚持和完善宪法确立的各项制度和体制，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得到实现，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理性的社会稳定是基于内在需求而形成的相对平衡的状态，不能只依靠人为的、外在的、压制性的力量。

宪法权威是重建社会共识的基础。注释:作者感谢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于文豪博士为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

要实现这种调节和均衡必须依据宪法，以宪法作为各种主体表达利益诉求的依据。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